【游戏规则】
1、禁止连楼回覆，回覆需隔三楼；
2、回覆须引用楼上，可以不使用楼上、楼下格式。
3、请用名称来接楼，接楼格式为：「制度+说明」。
4、参与游戏有奖励！只要回覆参与游戏，无论回覆几次只奖励一次，参与游戏奖励：3金。
5，第一次回覆请换行后标注「回覆1」，谢谢大家配合

【游戏举例】
（引用楼上）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张居正于万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
最早在馀姚、平湖二县已实行「均徭一条鞭法」：「凡岁编徭役，俱于十甲内通融随粮带徵。」庞尚鹏将此法改良为一条鞭法。《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枆。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併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徵收实行、徵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徵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徵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徵收解运。有专家指出：「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的。」

【游戏开始】
我开个头：（引用楼上）
府兵制：
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崩坏，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后来的朝代有相似的制度。
六镇之乱后北魏内乱，分为东魏与西魏，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权臣宇文泰将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编成六军，宇文泰为全军统帅。后经过不断编整、扩充，直到大统十六年，已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北周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成为皇帝的亲军，一人充员府兵，全家皆编入军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唐初承袭隋制，初置十二军。

• sd225597 金币 +3 发帖辛苦啦！ 2014-3-25 12:45

引用:

原帖由 li920088 于 2014-3-22 23:53 发表
【游戏规则】
1、禁止连楼回覆，回覆需隔三楼；
2、回覆须引用楼上，可以不使用楼上、楼下格式。
3、请用名称来接楼，接楼格式为：「制度+说明」。
4、参与游戏有奖励！只要回覆参与游戏，无论回覆几次只奖励一次 ...

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回复1

• sd225597 金币 +3 合格 2014-3-25 12:46

引用:

原帖由 brity 于 2014-3-23 00:53 发表

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 ...

科举制
科举制即科举制度。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约一千三百年。
科举不仅是一种中国文化，从整个人类社会管理变迁过程来看，科举制度是一种社会智商、能力的培养、挑选、使用的社会性管理程序（方法步骤），他不变的操作步骤是："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他为社会智商能力的挑选提供了可见、可比、可控、可重复、可验证的过程及依据，提高了社会成员能力智慧培养、挑选、使用的“专业性、系统性、精确度及效率”。
科举制度对社会成员“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程序性步骤，得到全世界各种文化的认可接受，成为现代公务员制度、中高考制度、技能职称评定制度、体育竞赛、科研程序中的实验组/对照组的核心程序，是全世界普及度最高，使用度最广，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社会智商能力挑选”核心制度，也成为了全世界都复制拷贝执行的世界性文化。

• sd225597 金币 +3 合格 2014-3-25 12:46

引用:

原帖由 yuzhouxingyun 于 2014-3-23 10:36 发表

科举制
科举制即科举制度。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

分封制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属于政治制度范畴。古代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在家庭范围是为宗法制，在国家范围是为分封制。
回覆1

• sd225597 金币 +3 合格 2014-3-25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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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tianuy 于 2014-3-23 12:54 发表

分封制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属于政治制度范畴。古代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在家庭范围是为宗法制，在国家范围是为分封制。
回覆1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却认为，井田制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的实施。
井田制是把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一人耕种大约100亩（约合今70公亩）。100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田”字也是由此而来。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还存在诸如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井田制的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属于周王所有），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正如《诗·小雅·北山》所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使用奴隶集体耕作是奴隶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方块，耕地阡陌纵横，形同井字，称为井田。
这种土地的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它是国王代表整个奴隶主阶级占有全国所有土地，然后分配给大小奴隶主使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此，奴隶制国家以及周王，代表的是少数人利益，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了。
回覆1

• sd225597 金币 +3 合格 2014-3-25 12:46

引用: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却认为，井田制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的实施。
井田制是把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一人耕种大约100亩（约合今70公亩）。100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田”字也是由此而来。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还存在诸如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井田制的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属于周王所有），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正如《诗·小雅·北山》所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使用奴隶集体耕作是奴隶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方块，耕地阡陌纵横，形同井字，称为井田。
这种土地的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它是国王代表整个奴隶主阶级占有全国所有土地，然后分配给大小奴隶主使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此，奴隶制国家以及周王，代表的是少数人利益，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了。

一)婚姻的原则 1．一夫一妻原则      西周时期，“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婚姻的基本制度。虽然西周在礼制上强调“一夫一妻”的原则。但是西周所谓的一夫一一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古代一夫一妻制的“妻”指的是正妻，也称为嫡妻，也就是说丈夫只能有一个正妻，但是妾可以允许有很多个，这是合法的。西周按照宗法的要求，从上到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一个男子只准有一个正室，但是侧房可以有很多个。西周国王与各级奴隶主贵族在地位等级上不同，则法制规定可以有不同数量的妾侧房。“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殡、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1]《礼记·曲礼》谓：“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殡、有妻、有妾”。这里所说的后就是指国王的正室，其余的都是名份不同的妾。由于避免侧房过多，互相之间争宠引起内乱这一情形发生，又把妾分为了不同等级，等级不同，她们所享受的待遇和所居的位置也不同。夏商前期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其“一夫多妻制"和现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不同，夏商时期的“一夫多妻制”产生了很多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由于众多的妻地位和名分相同，从而妻子所生的王子都具有相同的继承权。国王去世后，王子们为争夺继承权，往往明争暗斗，
  4  甚至大动干戈，引起战争，这一情形会削弱了最高统治者的整体力量和统治者的威望，因而夏商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它不能解决王位继承权问题。因此“一夫一妻制”是从夏商时期“一夫多妻制”演变发展而来的。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汲取了夏商的历史教训，在制度上克服了这个难题。一夫一妻制这一婚姻制度对于王权转移过渡期的政治局势稳定到起了重要的作用。 2、同姓不婚原则     “同姓不婚”是指禁止同一家族的同一姓氏成员之间通婚行为，是西周确立的一项通婚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结婚的古老禁忌，直到现在当今社会，还是很多地方有这一个禁忌。同姓是指原本出自于同一女个性祖先，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所以西周所谓的同姓都为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后代。经过人类经长期的生存繁衍过程，到西周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遗传的基本规律。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后代身体壮健以及有优良的素质，从而好好的发展装大整个周族的力量，制定这一原则。西周严格禁止同姓之间通婚这一原则反映了当时相对比较科学的生育观念。这对当以及以后我国古代人口质量的提高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故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男女同性，其生不番”[2]之言。所以同姓不婚就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一旦违背，则为不遵守周礼，应受到处罚。因而遵守同姓不婚，就是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另外，在政治上西周还认识到了婚姻的政治功能，“娶于异姓，可以附远厚别也，” [3] 也就是说，禁止同性结婚，意味着要与外姓结婚，这就出现了与外族人交流的 更加频繁，可以加强两个族群的联系，积极实行族外婚可以增进周族与他族的亲善关系，从而加强周族的优势力量，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国家。 3．父母之命，媒妁之育  在西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礼仪的第一道程序，是男婚女嫁必须的前提条件，也是婚姻必经的决定性程序。《诗经》上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因为“选择褰子与其说是个人的事情，不如说是族群和公众的事务”，因此它处于父母的绝对监控之下。由此可见礼的规范在婚姻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另外，婚姻的缔结还需要一个媒氏的中间介绍

• sd225597 金币 +3 合格 2014-3-25 12:46

引用:

一)婚姻的原则 1．一夫一妻原则      西周时期，“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婚姻的基本制度。虽然西周在礼制上强调“一夫一妻”的原则。但是西周所谓的一夫一一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古代一夫一妻制的“妻”指的是正妻，也称为嫡妻，也就是说丈夫只能有一个正妻，但是妾可以允许有很多个，这是合法的。西周按照宗法的要求，从上到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一个男子只准有一个正室，但是侧房可以有很多个。西周国王与各级奴隶主贵族在地位等级上不同，则法制规定可以有不同数量的妾侧房。“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殡、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1]《礼记·曲礼》谓：“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殡、有妻、有妾”。这里所说的后就是指国王的正室，其余的都是名份不同的妾。由于避免侧房过多，互相之间争宠引起内乱这一情形发生，又把妾分为了不同等级，等级不同，她们所享受的待遇和所居的位置也不同。夏商前期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其“一夫多妻制"和现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不同，夏商时期的“一夫多妻制”产生了很多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由于众多的妻地位和名分相同，从而妻子所生的王子都具有相同的继承权。国王去世后，王子们为争夺继承权，往往明争暗斗，
  4  甚至大动干戈，引起战争，这一情形会削弱了最高统治者的整体力量和统治者的威望，因而夏商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它不能解决王位继承权问题。因此“一夫一妻制”是从夏商时期“一夫多妻制”演变发展而来的。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汲取了夏商的历史教训，在制度上克服了这个难题。一夫一妻制这一婚姻制度对于王权转移过渡期的政治局势稳定到起了重要的作用。 2、同姓不婚原则     “同姓不婚”是指禁止同一家族的同一姓氏成员之间通婚行为，是西周确立的一项通婚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结婚的古老禁忌，直到现在当今社会，还是很多地方有这一个禁忌。同姓是指原本出自于同一女个性祖先，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所以西周所谓的同姓都为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后代。经过人类经长期的生存繁衍过程，到西周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遗传的基本规律。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后代身体壮健以及有优良的素质，从而好好的发展装大整个周族的力量，制定这一原则。西周严格禁止同姓之间通婚这一原则反映了当时相对比较科学的生育观念。这对当以及以后我国古代人口质量的提高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故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男女同性，其生不番”[2]之言。所以同姓不婚就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一旦违背，则为不遵守周礼，应受到处罚。因而遵守同姓不婚，就是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另外，在政治上西周还认识到了婚姻的政治功能，“娶于异姓，可以附远厚别也，” [3] 也就是说，禁止同性结婚，意味着要与外姓结婚，这就出现了与外族人交流的 更加频繁，可以加强两个族群的联系，积极实行族外婚可以增进周族与他族的亲善关系，从而加强周族的优势力量，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国家。 3．父母之命，媒妁之育  在西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礼仪的第一道程序，是男婚女嫁必须的前提条件，也是婚姻必经的决定性程序。《诗经》上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因为“选择褰子与其说是个人的事情，不如说是族群和公众的事务”，因此它处于父母的绝对监控之下。由此可见礼的规范在婚姻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另外，婚姻的缔结还需要一个媒氏的中间介绍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在窝阔台汗时期，"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德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7页）。诏令中所说的"复其赋役"，指的是"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凡中选的儒生，"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戍年)举行，故称戊戍选试。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这说明戊戍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但后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忽必烈即位以后，元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8页）。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


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为蒙古统治区的政权主宰者。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紫山大全集》卷12），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其次，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忽必烈重用阿合马、桑哥等人，让他们"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时的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儒臣们反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理财，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另外，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滞泥不前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6）理学家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自己重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材，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因此，自忽必烈开国算起，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


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皇庆二年(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元代地方一级考试沿用金朝"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辽阳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2名共9人；江浙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10名，南人28名共43人；云南行省为蒙古人1名，色目人2名，汉人2名共5人；河东宣慰司蒙古人5名，色目人4名，汉人7名，南人16名；直隶省部大都蒙古人1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10名等，全国11个行省、2个宣慰司和4个直隶省部全部合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占75名（共300名）。元朝之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行复科举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参相者共9人，其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据目前所知，亦不过六七十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如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很小，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金华先生文集》卷26)。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600年。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


元朝，长期没有科举制度，这跟蒙古贵族保持既得利益的需要和民族偏见有关，也跟程朱理学信奉者的反对有关（宋金以词赋取士，不切实用，遭致他们反感）。直到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有中书省大臣建议恢复科举制度，并且提出意见如下：“ 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材去也。”（《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儒学》）爱育黎拔力八达批准。次年即举行考试。以后每三年考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引用: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在窝阔台汗时期，"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德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7页）。诏令中所说的"复其赋役"，指的是"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凡中选的儒生，"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戍年)举行，故称戊戍选试。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这说明戊戍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但后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忽必烈即位以后，元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8页）。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


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为蒙古统治区的政权主宰者。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紫山大全集》卷12），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其次，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忽必烈重用阿合马、桑哥等人，让他们"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时的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儒臣们反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理财，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另外，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滞泥不前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6）理学家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自己重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材，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因此，自忽必烈开国算起，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


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皇庆二年(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元代地方一级考试沿用金朝"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辽阳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2名共9人；江浙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10名，南人28名共43人；云南行省为蒙古人1名，色目人2名，汉人2名共5人；河东宣慰司蒙古人5名，色目人4名，汉人7名，南人16名；直隶省部大都蒙古人1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10名等，全国11个行省、2个宣慰司和4个直隶省部全部合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占75名（共300名）。元朝之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行复科举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参相者共9人，其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据目前所知，亦不过六七十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如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很小，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金华先生文集》卷26)。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600年。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


元朝，长期没有科举制度，这跟蒙古贵族保持既得利益的需要和民族偏见有关，也跟程朱理学信奉者的反对有关（宋金以词赋取士，不切实用，遭致他们反感）。直到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有中书省大臣建议恢复科举制度，并且提出意见如下：“ 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材去也。”（《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儒学》）爱育黎拔力八达批准。次年即举行考试。以后每三年考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1、中国古代封爵制度
中国古代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制度。它是历代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而实 行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爵位是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爵位可以世袭。受 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封爵制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封爵制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传统的看法认为起源于夏代，但这种看法已被否定。还 有一种看法认为起源于商代。商代疆域分为内服与外服。内服由商王直接统治，外服则分给侯、伯等，分封就是最初的封爵。另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的分封并不等于封爵。因为在商代,受封的有商王的妻及子（妇、子）,有外围边防之官（侯与伯），还有近郊耕作之官(男与田)等几类人。侯与男并无严格区分，也无等级之别。即使到了西周，公、侯、伯、子、男也只是国君的通称，并非爵禄。直到战国时代，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实际上，封爵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同的看法主要由于所取标准不同。五等爵制到了战国时期方才完备。 　　

　　封爵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受爵者仅是王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战国时期，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取消王族 封爵，立二十等爵制以赏功劳（主要是军功）。从最高的二十等到最低的第一等，依次是：彻侯、关内侯、大 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西汉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并存，一直延续到清代。 　　

　　秦以前君主称王，封爵中最高的一等为公。秦始皇称帝，西汉以后最高封爵为王，皆封与皇子。西晋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名称合并，但最高一级的王、亲王只封与皇族。至明代，在爵位中加镇国将军、镇国中尉等名称。清朝皇族爵位分十四等，其中贝勒、贝子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 　　

　　爵位与官职有一定关系。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官爵合一。此后，总 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仍有例外。西汉、西晋及明朝初期，宗室王在封国内有军事、行政权，势力逐渐膨胀，先后酿成“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严重威胁着皇权。在其他时期，爵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因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皇族封爵)及功劳大小（功勋封爵）而有高低之分。 　　

　　爵禄在古代往往连称，受爵后必得禄。西周时，公、侯是封国内的君主，封国内的财政收入全归其所有，但公、侯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义务。以后封爵都有一定食邑，但不是自己征收，而是由王朝拨给。后来食邑变成了一种虚名，只有在爵位前加所谓“食实封”若干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或从国家领得一定封赐。

引用:

1、中国古代封爵制度
中国古代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制度。它是历代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而实 行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爵位是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爵位可以世袭。受 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封爵制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封爵制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传统的看法认为起源于夏代，但这种看法已被否定。还 有一种看法认为起源于商代。商代疆域分为内服与外服。内服由商王直接统治，外服则分给侯、伯等，分封就是最初的封爵。另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的分封并不等于封爵。因为在商代,受封的有商王的妻及子（妇、子）,有外围边防之官（侯与伯），还有近郊耕作之官(男与田)等几类人。侯与男并无严格区分，也无等级之别。即使到了西周，公、侯、伯、子、男也只是国君的通称，并非爵禄。直到战国时代，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实际上，封爵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同的看法主要由于所取标准不同。五等爵制到了战国时期方才完备。 　　

　　封爵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受爵者仅是王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战国时期，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取消王族 封爵，立二十等爵制以赏功劳（主要是军功）。从最高的二十等到最低的第一等，依次是：彻侯、关内侯、大 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西汉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并存，一直延续到清代。 　　

　　秦以前君主称王，封爵中最高的一等为公。秦始皇称帝，西汉以后最高封爵为王，皆封与皇子。西晋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名称合并，但最高一级的王、亲王只封与皇族。至明代，在爵位中加镇国将军、镇国中尉等名称。清朝皇族爵位分十四等，其中贝勒、贝子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 　　

　　爵位与官职有一定关系。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官爵合一。此后，总 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仍有例外。西汉、西晋及明朝初期，宗室王在封国内有军事、行政权，势力逐渐膨胀，先后酿成“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严重威胁着皇权。在其他时期，爵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因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皇族封爵)及功劳大小（功勋封爵）而有高低之分。 　　

　　爵禄在古代往往连称，受爵后必得禄。西周时，公、侯是封国内的君主，封国内的财政收入全归其所有，但公、侯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义务。以后封爵都有一定食邑，但不是自己征收，而是由王朝拨给。后来食邑变成了一种虚名，只有在爵位前加所谓“食实封”若干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或从国家领得一定封赐。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 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 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 　　历代立法　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 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 体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 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 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 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 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 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 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 “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 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 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 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 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 《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 《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 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 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 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 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 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 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 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 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 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 6篇，即《盗》、 《贼》、《囚》、《捕》、《杂》、《具》。《法经》 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 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 359年，商鞅以《法 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6篇。此外，秦 还颁布了大量法令。 　　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 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 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 《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 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 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 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 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 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 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 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 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 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 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 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 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 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 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 “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 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 《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 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 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 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 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 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 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 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 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 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 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 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 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 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 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 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 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 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 “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 特点。

　　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 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 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 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 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 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 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 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 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 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 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 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 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 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 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 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 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 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 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 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 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 典。

　　先秦　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 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 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 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 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 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 寇》、《冬考工记》 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 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 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 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　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 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 《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 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 《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 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 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 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 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 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 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　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 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 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 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 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 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 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 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 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 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 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 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 特色。

　　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 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 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 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 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 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 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 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 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 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 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 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 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 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 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　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 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 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 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 理”。

　　秦　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 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 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 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　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 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 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 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 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 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 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 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 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　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 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 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 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 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 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 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 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　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 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 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 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 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元代　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 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 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 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　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 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 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 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 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 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 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 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 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 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 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 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 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 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 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 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 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 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 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 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 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 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 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 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 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 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 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 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 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 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 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 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 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 “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 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 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 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 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 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 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 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 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 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 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 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 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 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引用: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 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 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 　　历代立法　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 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 体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 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 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 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 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 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 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 “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 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 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 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 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 《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 《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 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 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 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 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 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 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 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 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 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 6篇，即《盗》、 《贼》、《囚》、《捕》、《杂》、《具》。《法经》 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 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 359年，商鞅以《法 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6篇。此外，秦 还颁布了大量法令。 　　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 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 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 《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 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 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 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 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 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 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 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 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 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 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 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 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 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 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 “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 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 《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 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 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 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 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 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 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 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 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 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 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 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 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 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 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 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 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 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 “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 特点。

　　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 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 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 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 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 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 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 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 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 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 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 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 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 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 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 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 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 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 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 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 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 典。

　　先秦　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 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 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 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 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 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 寇》、《冬考工记》 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 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 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 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　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 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 《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 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 《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 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 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 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 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 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 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　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 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 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 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 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 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 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 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 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 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 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 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 特色。

　　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 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 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 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 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 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 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 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 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 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 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 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 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 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 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　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 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 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 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 理”。

　　秦　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 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 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 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　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 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 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 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 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 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 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 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 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　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 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 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 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 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 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 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 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　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 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 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 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 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元代　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 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 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 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　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 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 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 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 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 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 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 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 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 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 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 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 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 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 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 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 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 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 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 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 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 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 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 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 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 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 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 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 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 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 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 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 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 “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 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 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 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 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 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 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 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 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 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 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 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 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 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3、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

　　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 地方政权机构及其职官设置等制度。中国古代地方政治 制度的沿革演变，可分为分封、郡县、州郡、道路、行 省五个时期。其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分封制　指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行的地 方政治制度。史载夏王朝为当时各部落的盟主，只能以 “封诸侯、建藩卫”进行统治。商承夏制，西周发展为 全面的层层分封。当时已出现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 有的都邑直属中央政权，有的都邑则由诸侯国管辖，西 周还有“六乡六遂”制度。但这个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 尚不成熟，史书所载也互有出入。

　　郡县制　这是古代较完整的地方政治制度，出现于 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的郡县互不统属。后因经济开发， 人口增殖,中原各诸侯国北部边境的郡开始分县而治,中 原腹地的县逐渐划小，数目增多，于是在县上置郡，形 成郡县两级政区。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除都城外已普 遍置郡。秦统一六国时,将各国都城改为郡治。这样,除 秦都咸阳设内史管辖外，郡县制行于全国。

　　秦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分权而治。郡设郡 守主行政，郡尉主军事，中央派驻各郡的监御史负责监 察。郡守官秩相当于中央九卿,郡尉略低,均置丞作为助 手。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不满万户者设县长。有县丞 掌文书及仓狱，另有县尉主治安。县以下设乡、亭、里。 其中，乡置三老主教化，啬夫主诉讼和赋税，游徼主治 安；乡辖亭，亭置亭长；亭辖里。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 有下属办事机构与职能部门。办事机构称门下，置门下 主簿，下设文书档案、侍从警卫、财务出纳和谋议等机 构。职能部门称列曹,有掌民政的户曹、田曹,理财政的 仓曹、金曹，主兵政的兵曹、尉曹，管司法的贼曹、决 曹。县还设负责营造交通的司空、将作、桥津、传舍等 部门。各部门主管称椽史和啬夫。这样，形成宝塔式的 严密统治机构。

　　两汉承秦制，但因片面总结秦亡教训而大封同姓诸 侯王以为藩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制度。即 将当时全国60个郡的 3/4分封给诸侯王，中央直辖仅15 个郡。于是重蹈战国时割据之势，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 乱。平叛后,西汉朝廷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并以“推 恩令”分割王国封地，缩小其辖境。从此，诸侯王唯得 衣食租税，郡国并行制名存实亡，实际已恢复秦的郡县 制。

　　州郡制　指东汉末形成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 制度。州起源于汉武帝所建部刺史监察制度。由于十三 监察区借用儒家经典内古代州名，故当时即以“州”作 为监察区的俗称。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 派中央九卿出任各地州牧，集中一州所辖各郡之军、财、 民力镇压起义民众。从此，州由中央监察区变为地方行 政区，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各州均置行 政机构和长史、司马、东曹椽、诸校尉等官属僚佐。由 于州牧、刺史手握重兵，并以此为割据资本，使中央集 权陷于瓦解，导致三国鼎立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期间，各王朝大体皆沿东汉末年的州郡 县制。自永嘉之乱后，东晋南朝还出现侨州郡县这一特 殊制度。当时因北方战乱，大批北人举族南徙长江中下 游定居避乱,其聚居区仍沿用北方原籍的州郡县旧名,于 是各地出现大量侨州、侨郡、侨县，造成地方政治制度 混乱。后经长达二百年的九次“土断”，才基本解决这 一问题。与此同时，南北两朝政权还多次滥设州郡。至 北周大象二年(508),北方已有221个州、508个郡、1124 个县；梁大同五年(539)时，南方也有州107个、郡 586 个。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有 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个郡名，使地方政治制度陷 于极度混乱境地。隋立国后，对地方政治制度大力整顿。 其措施有：①撤销郡级机构，以州辖县；同时裁并滥设 的州郡，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 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 190个，县1255个。②地方人事 权收归中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下诏除授，六品 以下由吏部任命；并提倡科举考试选官，替代魏晋以来 “九品中正”荐举任官制度。③恢复地方军政分治，并 规定郡县长官由外地人担任,县令以下官吏三年一调,不 得连任。④仿汉监察制度，设司隶台大夫、别驾、刺史 等监察大员，分别巡察各地,也按六条问事。至此,地方 政治制度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道路制　指唐代的道制和宋代的路制。唐初有州328 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 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 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 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 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 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 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 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 分裂局面。

　　府建于唐开元时，相当于州。当时凡属京师、陪都 或本朝帝王驻跸地，皆建府以显示其特殊地位。府的行 政长官为府牧、府尹、少尹，其下属机构府、州大致相 同，均置司录、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 府（州）学等，但府属官吏的品秩比州高。从五代至宋、 元，建府地区逐渐扩大。到明代，全国已普遍建府，取 代唐以前的州。

　　唐代地方机构还有都督府与都护府。都督的名称始 于东汉，魏晋以后常兼驻地所在州的刺史。北周改称总 管,至唐复为都督。景云后凡持节的都督改称节度使,都 督的名称遂名存实亡。都护府源于汉的西域都护。唐代 沿袭该制于四境置六都护府，成为管理边境少数民族地 区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护府下属机构与内地府州大 致相同。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 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 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路以水陆 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 掌兵、刑、市场平□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 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 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 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 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 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 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 廷奏报府州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 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 费用猛增。县以下行政机构，隋唐为乡里制，北宋一度 推行保甲制，但因新旧党争而时行时废。

　　在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 数民族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响，或仿唐， 或学宋,同时保留其原有制度。如辽仿唐制置五京道,为 道—府、州、军城—县三级政区。道属行政机构，又仿 宋制，置都总管府、处置使司、转运使司相互牵制；契 丹族原有的头下军州、斡鲁朵等机构也予保留。金早期 仿辽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后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 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行省制　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 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 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 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 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 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 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 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 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 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 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 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 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 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 义。

　　明立国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元的行省制 加以改革：①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与中枢 相同的机构与官名，降低其品秩等级。②地方分权，相 互牵制,由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主兵 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机构互不统属,各直隶中枢，凡 遇重大政事便共同商讨。③整顿地方机构统属关系，实 行布政使司、府和直隶州、县和一般州三级统属。洪武 十四年(1381)，朱元璋废中书省与丞相制，原由中书省 直辖地区更名直隶，归六部管辖。从此，“省”的机构 不复存在，只因各布政使司辖境与原行省相同，习惯上 仍以行省称之。但自永乐以后，鉴于地方分权无法应付 农民起义与边患，不得不派部院大臣担任巡抚奔赴出事 地点，总揽军政大权，相机处理。明中叶后还加派更高 官秩大臣出任总督，跨省区统一指挥。但明朝廷严格规 定督抚为中央派遣大臣,限制其插手地方政务,督抚辖境、 治所尽量避免与布政使司重合。布政使司虽听从督抚指 挥，仍为一省的行政首脑。明代县以下为里甲制,110户 为一里，置里长；10户为一甲，置甲首，以当地丁粮最 多者担任。城区、近郊置坊和厢。后又改里甲为保甲制， 保辖10甲，甲辖10牌，牌辖10户，分置保长、甲长和牌 头，负责征收赋税并维护治安。

　　清承明制，在内地设18行省。省置巡抚，总揽军政； 撤销都指挥使司,降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省属机构,使 巡抚成为一省之长。同时置 8总督，统辖除鲁、豫、晋 3省以外的行省。其中，直隶、四川为一省一总督,两江 总督辖3省，余皆各辖2省。督抚治所除江苏外，皆在省 城。同治后经逐步调整,凡督抚同在一城的省,存总督而 废巡抚；非总督驻节的省,巡抚可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只 江苏一省因督抚治所不同仍维持原状。至此，行省制臻 于健全。辛亥革命后仍沿袭，只将督抚更名为督军、督 办、省长而已。清行省以下机构大都承明制，但其长官 称知府、知县。后因省区太大，政务日繁，又在行省与 府、直隶州厅之间置道，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称道 台，设四品道员 1人。辛亥革命后废府存县，道台演变 成省府派驻各地区之行政专员公署。

　　清代边疆地区政治制度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北 部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将军， 分别统辖从东北到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保留各少 数民族原有制度。光绪时还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 新疆 4行省。西藏地区由当地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 驻藏大臣三方共同协商政事，保留其原有地方行政机构。 西南民族地区沿袭元明土司制，并通过改土归流纳为地 方行政机构。这些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的地方政治制 度既保留当地民族习惯，又能统一于中央政令之下，故 能为边疆各民族所接受，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 过积极作用。